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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日本不像國﹖/文﹕梁文道
5月 4日 星期三 05:05 更新

【明報專訊】蜂擁一時的反日浪潮在政府的全力壓制底下,看來暫時是平息下來了。為了遏止人民的憤怒,許多機構採取了非常粗暴的措施。比如說有些報章乾脆把「日本」二字列為禁忌,不要說不能發表反日言論,就算一篇介紹日本餐廳的文章也得暫時禁刊。但是在民間醞釀多年的仇日情緒是否就這麼簡單地煙消雲散了呢﹖當然不。既然如此,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遲早還是要再拿上䒷面,所以許多民間人士倡議的「反罪」運動因此還是得繼續推動,有關的論述也必須繼續深化。

說到反罪,說到日本的戰爭責任,很多人會直覺地以國在二戰之後的表現來做比較,追問日本人為何不像國人那般深切懺悔。得出的答案往往歸結到日本文化的本質或者各式各樣的「日本人論」,例如人類學家本尼迪特(Ruth Benedict)經典著作《菊花與刀》裏的著名判斷﹕日本的「恥感文化」不同於西方的「罪感文化」。這種化約的文化解釋不只大而化之擺脫了歷史細節,而且過度強調了日本的特殊性,反過來正好證明了日本人無論如何不會認錯,因為他們的文化就是如此。因此這類很知識分子的論述方式,竟然與大陸網站上激進的平民言論不謀而合。那些被認為很民粹很粗暴的憤青同樣覺得日本是「死不認錯」的,因為「日本人骨子裏就是這麼賤」,只不過知識分子懂得使用一些學術詞鏳罷了。

我們的確可以也的確應該把日本拿來與國比較,只是我們不只要問「為什麼日本不像國那般痛切自悔」,而且還得自問身為戰爭受害者的自己﹕為什麼我們不像納粹受害者那樣去追究加害國的責任呢﹖納粹國在波蘭、捷克、俄羅斯等多國犯下的罪行,不是互不相干的「波歷史問題」、「捷歷史問題」與「俄歷史問題」,而是被視作一組跨越國境的「反人類罪惡問題」。當一個波蘭猶太人在戰後痛斥當年納粹暴行的時候,他會很清楚這不只是兩國之間的歷史仇恨,而且是發生在波蘭的一件重大罪惡,這個罪惡也曾降臨在其他國家之中。反過來說,有多少中國人意識到在抗日戰爭以外,曾經有過萬菲律賓戰俘受虐至死﹖有多少中國人知道日本在整個中南半島殺了多少人﹖又有多少中國人有興趣去了解日本帝國在韓國怎樣推行皇民化運動﹖中國人總是習慣性地把日本當年犯下的罪行狹隘地理解成兩個民族之間的仇恨,而非禍及整片東亞的反人類罪行。

同樣地,包括《經濟學人》在內的許多西方知名媒體也傾向淡化日本的戰爭罪行,將其描述成「日本與亞洲多國的歷史矛盾」,並且詳列戰後日本官方曾經作出的道歉次數,證明日本業已清除罪責。日本國內也有許多意見認為他們道歉道得夠多了,不懂中國幹嗎還老叫他們認錯,覺得這是一種利用歷史的勒索手段。問題是,如果今天認錯認得實在很徹底的國出了一個政客去希特勒靈前致意,或者有一本教科書將種族滅絕說成是人類純化,大家又會怎麼樣呢﹖恐怕不只各國傳媒將嚴辭聲討,國政府和一般百姓也會義憤填膺,暴跳如雷吧。所以關鍵並不在於日本作過多少次官式道歉,也不在於那是普通的道歉還是深有悔意的謝罪﹔而在於儘管有今天,居然仍有人敢於公開聲稱侵略亞洲其實是解放亞洲,卻不用擔心任何後果。

至於成為中國人抗日戰爭記憶坐標的南京大屠殺,中日歷史學界的爭論之一是死亡的確切人數。中國史學界大多堅稱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超過30萬﹔而日本方面則有史學家認為這個數字不可靠,因為當時南京城內根本沒有30萬人。歷史事實的確要客觀地發掘研究,但是無論當年死者的確切人數有多少,都不可能改變屠殺事件的邪惡性質。正如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死難人數直至今日仍有爭議,但它滅絕人性的恐怖本質卻毋庸爭論,更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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